皇上面上露出压抑不住的喜色，十六个名字，官职、赃银数目，全写得清清楚楚。他的目光在几个江南籍官员的名字上停得格外久。

他登基这些年，国库年年喊紧，户部每次报账都跟挤药膏似的。

这边要修河堤，那边说没钱；那边要添军饷，这边说再等等。

边关急报一封接一封，兵部催银子的折子堆了半尺高，他批了又批，可银库底子就那么大，拆东墙补西墙，补了十几年，墙越补越薄。

可他知道，江南那帮人手里有的是银子。

每年从福建、广东、浙江沿海出去的船，装的是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回来的船上装的是白银。

这些船在海上跑了多少年、跑了多少趟，没人算得清。

可每一趟船回来，银子都没有进过国库，它们从港口卸下来，直接进了私人腰包，进了地方官吏的库房，进了江南士绅的地窖。

这帮人一边拿着“海禁”当挡箭牌，一边自己就是海上最大的走私主顾。

他们嘴上说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心里算的是——“开海之后，朝廷设市舶司收税，我手里的银子就得少一半”。

所以他们拼了命拦。

用祖制拦、用海防安危拦、用洋人祸乱拦，什么借口都找，就是不提钱。

他们守的不是海防，是自己那条源源不断淌银子的路。

皇上心里有一笔很清楚的账：那些江南官员、沿海富商、地方豪族，每年从海上过手的银子，少说也有几百万两。

这还只是他大概能估算到的。实际数字只会更多，多到这些人自己都不敢往外说。

而国库每年收上来的田赋、盐税、关税加在一起，勉强够给官员发俸禄、给边关供粮草。

遇上灾年要赈济，遇上战事要增饷，户部就开始哭穷。

他身为皇帝，想修一条路、想添一批火器、想给边关将士涨一回饷，都得先问户部有没有钱。而户部的回答永远是：没有。

那帮人拿“海防”作筏子，他拿不出铁证，就动不了手。

他们用祖制捆着他的手，用海防空话堵着他的嘴，用那些看不见的银流掏空他的国库。

可今天不一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