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更加边远的云贵、安南诸省，虽然目前确实已经是鞭长莫及、完全失控，但从理财的角度上看，这其实反倒是一件好事，等于是帮助朝廷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——在过去的统一王朝时代，由于这几个省份的地方长期财政入不敷出，朝廷可是每年都要给这些地方调拨几百万两“协饷”的……

但是，尽管帝国的疆域仍然广袤，在财政方面却实在是越来越困难了。

总体来说，朝廷户部在每一年的常规收入，主要可以分成以下这样几块。

第一块是田税，自从实行“摊丁入亩”，废除人头税之后，向农民征收的田税，就成了朝廷最基础的收入。但问题在于，一方面，那些拥有官绅身份或爵位的大地主，大豪强，一个个良田万顷，佃户上千，占据了天下至少八九成的良田沃土，却依仗着各种特权，基本不必交税，甚至视纳税为耻辱；另一方面，那些承担赋税徭役的自耕农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，日益稀少，大部分的庄稼人都只能沦为豪门佃户……总体上看，有地的人不交税，交税的人没有地，这田税如何收得上来？！

事实上，在燕京陷落，皇室南迁之前，朝廷曾经执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“官绅一体纳粮纳税”之策，哪怕激起天下士绅的抱怨，也要废除他们的免税特权，着重保障税收。

但是，在迁都金陵之后，朝廷声威愈发衰落，而地主士绅又是王朝的基石——为了安抚地方势力，稳固住这幢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，金陵小朝廷在不得已之下，只得全面恢复了那些大地主，大豪强的免税特权，以换取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继续效忠……而代价么，自然就是财政上的一个又一个大窟窿。

更要命的是，随着朝廷迁都金陵，放弃河北、中原之地，而草原蛮夷随即大肆入侵，北方各省的贵戚士绅们不由得大为惶恐，为了躲避战祸，也纷纷携家南渡，一时间宛如过江之鲫。

这些人在南迁之后，又要四处见缝插针，安置自己的田宅家业，于是让江南地区本来就很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，就此进一步雪上加霜——没过几年功夫，江南的自耕农已经成了珍稀动物，朝廷的税源更是枯竭得不能再枯竭。纵然加上外地藩镇的上缴税款，朝廷每年的田税收入也只剩下了二三十万两银子而已。

因此，虽然康德皇帝非常清楚，只要恢复官绅一体纳粮纳税的政策，所有的财政问题立即就能迎刃而解，但他实在是没有跟全天下所有地主土豪一起为敌的勇气，不得不将这一帖猛药给丢到脑后去了。

第二块是商税，在南迁之前，朝廷的田税还算充足，故而对商税有些流于形式。等到南迁之后，田税枯竭，朝廷不得不狠下心来，设立了厘金局，到处广设关卡，征收通行税（厘金），由于南方商贸发达，货物流通繁忙，最初倒也收入颇丰……只是跟前一项田税的情况颇为相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地的豪强士绅，还有京中的皇亲国戚，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想尽办法挖朝廷的墙根，先后软磨硬泡地获得了各种免税特权，不再缴纳厘金。而朝廷势力中衰的实际状况，又使得一切强硬策略都无法施行……

结果，到了如今这年头，天下就出现了这样一副无厘头的怪现象——在那些藩镇诸侯的领地，由于节度使们手握重兵六亲不认，厘金还能基本顺利征收，但也导致了百业凋敝、市井萧条。而到了朝廷治下，由于各方关系网实在太复杂，厘金局的征税日益困难，上缴税款逐年滑坡。虽然因为这样“自由”的氛围，导致了商业的繁荣发达，处处一派兴旺景象，可朝廷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好处！

第三块是盐税和矿税，这本来是天下有数的两大暴利产业，但由于制度的缺失，朝廷一直是用包税人代理的形式，把盐场和矿山都承包给了那些大盐商、大矿主，每一年上缴给朝廷的款项，都早已明确规定，很难大幅度加征，而且如今普遍都已经“预征”到了七八年之后，实在是没法再往上加了。

——倒不是说，那些依靠垄断生意，一直肥得流油的盐商、矿主们会缴纳不起这点小钱，而是有本事承包到这些金饭碗的家伙，个个都在朝中有后台，绝大部分索性就是王公大臣、后妃外戚的家人。所以，朝廷若是要加征盐税和矿税，就等于是在动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的腰包……

基本上，只要皇帝稍微露出一点这方面的风声，马上就会有无数“甘犯龙颜”的“诤臣”跳出来，慷慨激昂地“为民请命”。然后就是整个朝廷上下一起发动，文诛笔伐，内外夹攻，还有走后门游说，外加大批后宫嫔妃吹枕头风……直到逼得皇帝只能把这番小心思重新咽回肚子里。

最后一块是关税，由于康德皇帝严重怀疑自家朝臣的职业操守，所以各地的海关都由宫中太监执掌，近年来收益一直不错，上缴税额屡创新高，也堵住了那些斥责他“宠信阉竖”的清流的嘴……但这毕竟只是一项补充而已，没法指望着光靠它来养活整个朝廷。

仔细盘算了一下自己这点儿可怜的家底之后，年轻的皇帝只得无奈地闭上了眼睛，默默地哀叹自嘲——去年的朝廷财政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，而今年的财政状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……